第十章：次重之义
我现在必须转向一个更为艰深的问题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尝试着按诗篇的作者原意来阅读这些诗篇——或者说，是我自己以为他们的原意。但这显然并不是基督徒主要使用诗篇的方式。人们相信其中蕴藏着第二层或隐藏的意义，一种“寓意”的层面，与基督教的核心真理相关，包括道成肉身、受难、复活、升天，以及人类的救赎。整个旧约也曾被如此对待。根据这种观点，作者所说之话的全部意义，唯有在他们死后发生的事件之光照之下，方才显明。
这样的一种教义，现代人自然会本能地产生强烈的不信任。这也不无道理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一个人足够执着，几乎可以在任何书中解读出任何意思。任何写过奇幻小说的人都会对此印象深刻。他会发现评论家——无论是赞誉的还是贬低的——都会在他的故事中读出种种寓意，而这些寓意他自己从未想过。（我自己作品中被强加的一些寓意如此巧妙有趣，以至于我常常希望当初是我自己想到的。）显然，没有哪个人的智慧能写出一部作品，而又不会被另一个人的智慧以某种可信的方式，读出隐藏的意义。
一旦我们接受这种解读方法，自我欺骗的空间就显然极为广阔。尽管如此，我仍认为——理由稍后会说明——我们作为基督徒在面对圣经时，不可能完全舍弃这种方法。因此，我们面前是一座陡峭的山坡。我不会试图攀登绝壁，只能绕一条看似与山顶毫无关联的迂回之路前行。
我将从远离圣经、甚至远离基督教的地方出发，举一些在后来的事件中获得新意义的言语或文字的例子。
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讲述了某个省城发生火灾的事，据说起火地点在公共浴场。之所以有人怀疑是蓄意纵火，是因为当天早些时候，有位绅士抱怨热水浴池的水温只是微温，而浴场的仆人回答说：“很快就会变热的。”当然，若真有阴谋，而那奴仆确为同谋，并愚蠢到用这含蓄的话泄露秘密，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就没有意义。但假设这场火灾是意外（即无人有意为之），那么那奴仆说的话就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更真切、也更重要。显然，这里很可能只是一种偶然巧合。仆人的回应完全可以由顾客的抱怨来解释；这正是任何浴场仆人会说的话。其话语在接下来几个小时中所显现出的更深意义，如我们所言，是偶然的。
现在我们看一个稍难的例子。（对非古典文学读者而言，需要说明的是，对罗马人来说，“土星之治”或“土星时代”意指失落的无罪与和平时代，大致对应于堕落前的伊甸园；虽然除斯多亚派外，它在宗教中并无与伊甸园相当的重要性。）维吉尔在基督降生前不久写下一首诗，其开篇说：“伟大的时代轮回重新开始。童贞女归来，土星之治再度临到，新的婴孩自至高天而降。”接着描述了这一诞生将带来的乐园时代。整个中世纪，人们都认为维吉尔蒙昧中预知了基督的降生，或许是通过西比利书。他被视为异教的先知。现代学者恐怕会对这一观点嗤之以鼻。他们可能会争论，维吉尔是在借此赞美某对高贵或皇室夫妇刚出生的儿子；但对于这段话与基督降生之间的相似之处，他们仍会视为纯粹偶然。但即便如此，这也比浴场仆人的话要惊人得多。若这真是偶然，那也是极其不寻常的偶然。若我是一个极端反对基督教的人，在疏忽间恐怕也会脱口而出：“这未免太魔鬼般走运了吧。”
我现在要举两个我认为属另一层次的例子。在这些例子中，与先前相同，有人说出比自己所知更真实、更重要的话；但我并不认为那是偶然。我急于补充的是，我所设想的替代“偶然”的原因，并非“预言”，即一种蒙神奇迹赐予的清晰预见。当然，我也绝无意以这些例子作为基督教真实性的证据。我们这里的主题不是证据，而是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言语中在更完全的知识光照下所产生的“次重之义”。我主张，不同的例子应以不同的方式看待。有时，这第二层含义确实可能只是一次巧合，即使非常引人注目。但也有一些情况，后来的真理（说话者原本并不知道）与他说话时所知道的真理有着内在联系；因此，当他说出类似之语时，他其实是接触到了那个更完整真理所根植的同一实在。当我们在那更完整的真理之光中重读他的话，并在其中听出次重之义时，我们并不是把外来之物强加于他的思想之上，不是任意添加；而是顺着他原意自然延伸。这话语背后所指的基本实在，和完整真理背后的实在，乃是同一的。
因此，我为这些事所主张的地位，不是“巧合”，也不是“超自然预见”。我试图以三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：（一）某位圣徒，明确声称凭圣灵而预言，告诉我们宇宙中存在某种生物。后来我们竟然能航行太空，并把我们败坏的秽物倾倒在异星之地；果然，在某颗遥远恒星的行星上，我们发现了那种生物。这就是最严格意义上的“预言”。这将成为该先知具备神迹恩赐的证据，并成为其所言其他内容极有力的可信根据。（二）一位完全不懂科学的奇幻小说作家，出于艺术目的虚构出一种生物。后来我们发现了类似的生物。这只是这位作者的运气罢了。一个不懂赛马的人也可能偶然押中一匹冠军马。（三）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，为了阐释动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，虚构出一种适应某假想环境的生物。后来，我们果然发现了类似的生物（当然是在类似的环境中）。这种相似绝非偶然。是洞见与知识引导他作出这样的构想。生命的真实本质解释了为何宇宙中有此生物，也解释了为何他的课堂讲述中也有这样的生物。若我们在重读他的讲稿时想到这现实，我们并非将任意幻想强加于文本；这种次重之义是与其内容契合的。我此处所思考的例子正属于第三类；只不过，其中涉及的并非科学知识，而是比那更敏感、更个人化的事——是说话者或作者“是谁”，而不仅是“他知道什么”。
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论述到：正义常常被人赞美，是因为它带来奖赏——荣誉、声望等；但若要看到正义的本质，就必须将它从一切附加之物中剥离，呈其原貌。因此他要求我们设想，一个完美公义的人，在世人眼中却被当作罪大恶极之人；我们要想象他依旧无瑕，却被捆绑、鞭打，最终被钉于木柱（这是波斯对十字架刑罚的对应形式）。读到此处，基督徒读者会为之一震，揉揉眼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又是某种幸运的巧合？但接着你会发现，这并非偶然。
维吉尔或许是在“谈论别的事情”；浴场仆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如此。但柏拉图在谈论的，是善在邪恶、误解世界中的遭遇；他明白自己谈的是此事。而这并不是“基督受难”以外的事；这正是基督受难最极致的体现。若柏拉图写作时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他恩师苏格拉底之死——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殉道——所激发，那么这也不是“与基督受难无关的别的事情”。苏格拉底那不完美但极受尊敬的善，带来了他服毒身亡的命运；而基督那完全的善，带来了十字架的死亡——不是偶然，而是出于同一个原因：因为善就是善，而堕落的世界就是堕落的世界。若柏拉图从一个实例出发，再根据他对善与世界之本性的洞察，最终推演出一个完美实例，并因此描绘出极其接近基督受难之事的情景，那么这不是因他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他有智慧。若有一人只了解英格兰，却注意到山越高，春初积雪保留越久，于是推测有座高得整年积雪的山脉，那他想象中的山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相似性，就不只是“幸运”。他或许并不知道现实中真有这样的山；正如柏拉图大概并不知他所描绘的“理想受难善人”会真实成就、并载入历史。但若那人终有一日见到阿尔卑斯山，他不会说：“真是巧。”他更可能会说：“你看，我早就说了吧。”
至于异教神话中那些被杀又复生的神祇，并因此更新或改变他们崇拜者或自然界生命的事例，我们当如何看待？有趣的是，那些最反对我们信仰的人类学者，也与许多基督徒持相同看法：这相似不是偶然。当然，双方说这话的理由不同。人类学家会说：“这些迷信都有一个共同来源，那就是原始人心中的经验，尤其是农业经验。你们关于基督的神话之所以与巴德尔的神话相似，是因为它们有共同起源。这种相似是一种‘家族相似’。”基督徒则分为两个阵营。一些早期教父（或其中一部分），相信异教完全是魔鬼的直接作为，他们会说：“魔鬼从起初就试图用谎言迷惑人类。如同一切高明的骗子，他尽可能使谎言像真理；只要在关键之处让人误入歧途，那就越像越有效。因此我们称他为‘上帝的猿猴’；他总是在模仿上帝。亚多尼斯与基督之间的相似，并非偶然；这正如赝品与真品、仿作与原作、假珍珠与真珍珠之间的相似一样，是我们本该预期的。”而另一些基督徒——如我这般——则认为神话中既有神性，也有魔性，更有人的元素（对好故事的渴望），他们会说：“这不是偶然的。在昼夜更替、农作物一年一死一生的过程中，在这些过程所催生的神话中，在许多异教‘奥秘宗教’中半清晰表达出来的强烈感受——即人若要真正活着，便必须经历某种‘死亡’——在这一切中，神已容许一种对那一切所依存的真理的相似性存在。这些神话与基督真理的相似性，不比阳光与水面倒影的相似更偶然，不比历史事实与民间传说中对它的歪曲版本之间的相似更偶然，不比真实世界中的树与梦中所见之树的相似更偶然。”因此，这三种观点都认为“异教的基督”和真实的基督之间确实有关联，而且这种相似是有意义的。
换言之，当我们审视那些在后知后觉之下获得新意义的言语时，它们各有不同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：不管是哪一类，我们都常常可以从“次重之义”的角度有益地加以阅读。若我在阅读维吉尔那首诗时想到基督的诞生（而我确实无法不如此），甚至把它当作圣诞节读物的一部分，那也未尝不可，甚或颇有造就。但促成这种阅读的相似性，也可能仅仅是巧合（尽管我并不确定）。我或许正在把一些与维吉尔的本意、性情与动机毫无关联的东西，强加到他的话上，就像浴场仆人的话后来被附加了一个可怕含义，但那含义与那奴仆的本意毫无关联一样。但若我在读柏拉图所描绘的“义者”图像时思想基督的受难，或在读到亚多尼斯、巴德尔复生的故事时默想基督复活，那就不同了。在柏拉图和神话创作者最深的动机与性情，与我所信的真理之间，有着真正的联系。我知道那联系，他们并不知道。但那确实存在。这并非我个人任意加添的幻想。我们完全可以不荒谬地设想：若柏拉图或那些神话作者后来得知了真理，他们会说：“原来如此……原来我真正说的是这件事。对了！我的这些话原来就有这层含义，我却从未意识到。”而那个若真无辜的浴场仆人，若听说别人怎样解读他的话，恐怕只会说：“愿神明作证，我可从来没想过那回事，压根儿没那念头。”至于维吉尔若得知真理，会作何反应，我就无从知晓了。（或者我们更慈悲地说，不必说“他们若知道会怎样说”，而应说“他们说了”。因为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祷告，盼望他们现今已知真理，早已迎接真理，“从东从西来的人，将要在天国里坐席”。）
因此，在我们进入诗篇或圣经之前，我们就已有充分理由，不必把一切“次重之义”都当作废物丢弃。Keble 曾说异教诗人“所得之思超越其所思”。但现在，我们该转向经文本身了。